多動癥是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 ,指發(fā)生于兒童時期,與同齡兒童相比,以明顯注意集中困難、注意持續(xù)時間短暫、活動過度或沖動為主要特征的一組綜合征。多動癥是在兒童中較為常見的一種障礙,其患病率一般報道為3%-5%,男女比例為4-9:1。
編者按:在龐大的教師隊伍中,有這樣一個小眾群體:他們面對的是身體或心智有缺陷的特殊兒童,他們承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磨礪與辛酸,他們的貢獻與知曉度有著極大反差。他們就是特殊教育老師。
自1874年我國第一所特殊教育學校瞽叟通文館建立至今,中國特殊教育在近150載歷程中摸索前行,從最初的“傳教士辦學”到如今加入各大高校的學科建設體系,涌現(xiàn)出如樸永馨、銀春銘等一代代優(yōu)秀的特教人才。特教老師也隨特殊教育的發(fā)展從“冷門”職業(yè)步入公眾視野。
特教老師之“特”,在于教育對象的差異性,教學方式的獨特性,知識結構的多元性,更在于職業(yè)理想的崇高性。特教老師長期面對來自外界和社會的質疑,特殊兒童的些許進步往往會給他們帶來巨大鼓舞。
根據(jù)教育部統(tǒng)計的數(shù)據(jù)顯示,截至2021年,我國現(xiàn)有教師總數(shù)已達到1792.97萬人。其中,特殊教育學校專任教師人數(shù)為6.94萬人,特殊教育學校在校生人數(shù)達91.98萬人,師生比約為1:13,遠低于1:3的標準化師生比。面對日益增多的師資需求,特教老師中有人堅守奉獻,有人選擇離開。那些扎根一線的特教老師,不少人稱自己為“理想主義者”,他們對殘疾、融合、社會公正都有高于常人的理解和格局。而他們的這份理想,或許是對“有教無類”最完美的詮釋。
每個走上特教崗位的老師都要經(jīng)歷一到兩年的適應期,從自我否定到承受社會 質疑,再到重塑自我價值。?
1945 年 4 月 14 日,中華聾啞協(xié)會上海區(qū)附屬聾啞學校全體師生合影。照片中標注了許多特教老師的名字,李定清、宋鵬程、龔淡如、何玉麟……那時的 他們相聚在中華聾啞學校,爾后他們的足跡幾乎遍布了小半個中國,成為那個時代聾人教育的火種。
如果從我國歷史上第一所特殊教育學?!磐ㄎ酿^的創(chuàng)辦(1874年)算起,中國近現(xiàn)代特殊教育歷史已經(jīng)走過了一個半世紀之久,一路跋涉,幾多風雨,開拓者和探索者前赴后繼。如今我們回望歷史,仍能感受到他們“一燈能破千年暗”的熱忱。
一、傳教士開啟的中國近代特教事業(yè)
18世紀后期啟蒙思想家狄德羅在其哲學著作《論盲人書簡》中,對聾人、盲人的感知覺特點進行了分析,認為他們感知世界并不是來自內心或上帝的啟發(fā),而是建立在教育基礎之上。這成為特殊教育的早期觀點。
近代意義上的特殊教育最早以盲聾啞教育為主,起源于歐洲,法國是實施特殊教育的先驅國家之一,世界公認的第一所聾啞學校和第一所盲校都誕生于巴黎:1760年,法國人萊佩在自己家開設了聾童訓練班(即巴黎聾啞學校的前身),并先后發(fā)表了《真正的聾學教學法》《盲人教學筆記》等多篇論文,從而開啟了近代聾人教育的大門,萊佩也被稱為手語教學體系的鼻祖。1784年,法國慈善家霍維在巴黎建立了第一所盲人學校,并創(chuàng)造了早期的盲人教學方法和教科書。
此外,現(xiàn)在國際通用的“布萊爾”盲文也是由法國人創(chuàng)造的。1824年,法國盲人路易·布萊爾受“夜文”(為夜間作戰(zhàn)進行聯(lián)系和傳遞命令的文字)的啟發(fā),創(chuàng)造出了凸點盲文體系。這種盲文易于摸讀,便于書寫,于是在1887年被國際認定為盲人通用文字。為了紀念路易·布萊爾,人們將國際通用盲文稱為“布萊爾”盲文。
法國的特殊教育之所以如此超前,與法國的思想啟蒙運動、資產(chǎn)階級革命以及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密不可分。同時,歐洲文藝復興運動、英國的工業(yè)革命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也為特殊教育提供了動力。到19世紀中葉,在西歐國家,盲聾啞教育事業(yè)已初具規(guī)模。
中國特殊教育的發(fā)端,據(jù)學者考據(jù),可追溯到周代對盲人樂師的職業(yè)培訓。但是近現(xiàn)代意義上的特殊教育源于19世紀七八十年代,西方傳教士在北京、山東創(chuàng)辦我國最早的盲校與聾校。
1874年,英國傳教士威廉·穆瑞在北京東城甘雨胡同創(chuàng)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所盲?!磐ㄎ酿^,他結合“布萊爾”盲文創(chuàng)立了中國第一套漢語盲字系統(tǒng),即“瞽目通文”,也叫“康熙盲字”。到如今,140多年過去了,瞽叟通文館先改名為北平啟明瞽目院,1949年后又更名為北京市盲童學校,現(xiàn)名為北京市盲人學校。
1887年,美國傳教士米爾斯夫婦在當時的山東蓬萊(現(xiàn)為煙臺市蓬萊區(qū)),創(chuàng)辦了中國最早的聾啞學?!侵輪⑧硨W館,后改名為煙臺啟喑學校,它是煙臺市聾啞中心學校的前身。米爾斯夫人還編寫了中國早期的聾校教材《啟喑初階》,此后還在中國各地進行聾人教育演講。在她的影響下,全國很多聾校的創(chuàng)辦者最初都是在這里接受培訓,如后來創(chuàng)辦北平私立聾啞學校的杜文昌。
在威廉·穆瑞和米爾斯夫婦之后,還有英國傳教士李修善(漢語名),傅蘭雅、傅步蘭(漢語名)父子等。李修善放棄國內優(yōu)渥生活、捐獻父親豐厚遺產(chǎn),一生未娶,孤身一人在中國31年,他與威廉·穆瑞一起促進了中國近代盲人教育的發(fā)展。傅蘭雅、傅步蘭父子把特殊教育事業(yè)當作家族事業(yè)苦心經(jīng)營,他們創(chuàng)辦并管理的上海盲童學校、上海聾童學校,引進國際特殊教育理念,在20世紀20年代,代表了中國盲聾啞教育的最高水平。
雖然歷史上對傳教士的評價褒貶不一,馬克思早年更是批評過“近代宗教是壓制殖民地的工具”,但客觀來講,如同上文提到的一部分傳教士,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科技、人文、教育等方面的進步。
李修善積勞成疾在湖北武漢漢口去世時,下葬日當天,漢口長江江面上許多輪船為之降半旗。創(chuàng)辦第一所聾校的米爾斯夫人,在丈夫去世、女兒病故、資金中斷的困境中,仍然堅守在中國,如今每年都有無數(shù)特教人前往煙臺市聾啞中心學校,在米爾斯夫人雕像前瞻仰、緬懷。
成立于 1874 年的瞽叟通文館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所盲人學校,距今已有 140 多年的歷史,后發(fā)展為北 京市盲人學校。
二、本土特教人的早期探索與實踐
1900年前后,西方傳教士燃起中國近現(xiàn)代特殊教育的星星之火。隨后,國內許多有識之士開始推動特殊教育本土化,這當中包括清末民初的實業(yè)家張謇,教育家、出版家張元濟,以及杜文昌、吳燕生、龔寶榮、謝伯子等人。?
有特教屆“北樸南銀”之稱的樸永馨(左)、銀春銘(右)1955年被公派留學蘇聯(lián)學習特殊教育,回國后,為新中國特教事業(yè)做出了奠基性成就。
銀春銘留蘇實習期間指導聾童學習。在特教領域耕耘了一輩子的銀春銘曾形容自己為“兩耳只聞特教事,一生無悔特教人”。
在清末民初的中國政治、經(jīng)濟舞臺上,張謇成績顯赫,而在中國特殊教育史上,他同樣扮演過重要角色。1903年,張謇在參觀煙臺啟喑學校后深受震撼,此后數(shù)年,他一直心系聾人教育。12年后,張謇在江蘇南通開辦了狼山盲啞學校師范科,為中國培養(yǎng)出了早期的專業(yè)特殊教育師資力量。次年,他又創(chuàng)辦“狼山盲啞學?!保⒂H任校長長達10年,在盲啞教育課程設置、教學方法等方面都卓有建樹,被譽為“中國特殊教育之鼻祖”。
與張謇幾乎同時代的張元濟,也是中國近現(xiàn)代政治史、文化史、教育史、出版史上的重要人物。他于1910年3月赴海外17個國家環(huán)球游歷期間,把特殊教育作為其學習的重要課題之一?;貒?,他多次發(fā)表言論呼吁社會各界關注特殊教育,堅持給上海盲童學校捐款,連續(xù)多年錄用來自聾啞學校的學生工作。他后半生致力于出版工作期間,還策劃了多部特殊教育專著。
在米爾斯夫婦及其創(chuàng)辦的煙臺啟喑學校的影響下,北京、南京、杭州等地也開始創(chuàng)辦聾啞學校。
1919年6月,畢業(yè)于齊魯大學的杜文昌跟隨米爾斯夫人學習了5年聾啞教育后,只身來到北京,創(chuàng)辦了北平私立聾啞學校,這是北京地區(qū)第一所聾啞學校,然而時局動蕩,直到新中國成立后,該校于1951年改為北京第二聾啞學校,才有了發(fā)展機遇。北京市第一聾啞學校(現(xiàn)已與東城培智中心學校合并成立“東城區(qū)特殊教育學?!保┯蓞茄嗌?935年創(chuàng)立,兩人也由此成為北京聾人教育的主要先驅者。
1931年,先天失聰?shù)凝弻殬s抱著“為同病造?!钡脑竿谀赣H的支持下,賣掉家里田地,典當所有家產(chǎn),借鑒山東煙臺啟喑學校的教學方法,在杭州創(chuàng)辦起私立吳山聾啞學校。他首創(chuàng)了40個注音符號手切圖,編寫了《手切課本》。1937年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后,學校師生輾轉各地辦學,一直堅持到抗戰(zhàn)勝利,成為抗戰(zhàn)期間極少數(shù)沒有停止辦學的聾校。
同樣先天失聰?shù)闹x伯子是我國一代書畫名家,而他的另一張名片是聾人教育家。在他擔任常州市聾啞學校校長的30年(1949-1979年)里,將美術理念與特殊教育相結合,進行了一系列特殊教育方面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。
此外,還有許多不為人熟知卻一生心系特殊教育的工作者,如高硯耘、雷靜貞、陳光煦,以及幼年因病致雙耳失聰?shù)挠嗍绶液退矽i程等人,他們大多數(shù)從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煙臺等聾啞學校畢業(yè)后,回到家鄉(xiāng),從而成為地方特殊教育的領軍人物。
值得一提的是,歷史上許多如雷貫耳的名字,如曾國藩、李鴻章、黃炎培、張伯苓、胡適、陶行知、于右任、郁達夫等人,他們雖未直接參與中國的特殊教育,但因和上述先賢的人生交集,而與特教事業(yè)結下了或深或淺的因緣。
例如,早在1927年,蔡元培便提出在大學開展聾啞教育,其目光之遠見著實令后人敬仰。郁達夫曾為余淑芬寫過一句題詞“啞者能言,聾者能聽,天下無殘人矣!”,這幅字一直被余淑芬珍藏,也激勵了她一生從事聾人教育。?
三、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特教版圖
新中國成立之前,特殊教育學校由私人創(chuàng)立的居多,特殊教育以“看護”“養(yǎng)護”為主,基本屬于慈善救濟性質,并且由于特定的歷史環(huán)境與時代局限,特殊教育無論在教育思想上,還是辦學條件和水平上,都處于自發(fā)、零散的狀態(tài)。中國特殊教育發(fā)生翻天覆地的改變,是在新中國成立后開始的。
1951年《政務院關于改革學制的決定》中提出對生理上有缺陷的兒童、青年和成人施以教育;同年,私立北京聾啞學校開始由政府接管為公辦學校,體現(xiàn)了黨和政府對推進特殊教育的堅定意志和人道主義關懷。
1953年,教育部設立“盲啞教育處”主管全國特殊教育工作。此后,國家又發(fā)布了一系列文件,來保障特教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。如1957年發(fā)布的《關于辦好盲童學校、聾啞學校的幾點指示》中明確表示“盲、聾啞教育是國家整個教育事業(yè)的一個組成部分”,“必須辦好現(xiàn)有的盲童學校和聾啞學?!薄??
1971 年 4 月 30 日,周恩來總理視察北京市第三聾啞學校。新中國成立后,周恩來總理視察該校,充分體現(xiàn)了黨和政府辦好特殊教育的堅定意志。(圖 新華社)
此外,國家還公派兩名學生到蘇聯(lián)學習特殊教育學,這兩人便是后來在特教領域耳熟能詳?shù)摹氨睒隳香y”——樸永馨與銀春銘。兩人從1955年便有了人生交集,這年他們中學畢業(yè),同時被選拔為新中國第一批留學蘇聯(lián)學習特殊教育的同學。
1961年,兩人學成歸來,樸永馨在北京市第二聾校工作,銀春銘在上海市第二聾校工作,從此一北一南致力于新中國特教事業(yè)。
在國家培養(yǎng)的特教師資力量中,除了出國留學外,還有大量本土培養(yǎng)的特教老師,他們大多扎根基層,主要開展盲、聾兩類殘疾兒童的教學,為不久后的特殊教育學科建設奠定了實踐基礎,如湖北武漢的余敦清、山東青島的曹正禮、江蘇南京的朱菊玲等人。
湖北武漢人余敦清1957年從武漢市第一師范學校畢業(yè)后,主動要求分配到武昌聾啞小學(后改名為武漢市第二聾校),到1997年退休,在該校整整奮斗了40年。原本他與葉立言一樣,也被選入留美學生計劃,雖然沒能通過最后選拔,但他并未氣餒,退休后繼續(xù)從事聾孩子家庭康復研究。
山東青島人曹正禮于1963年青島師范學校畢業(yè)后到青島盲校工作,在20世紀90年代,全國還沒有可以接受盲生的高中。1993年,教育部和中國殘聯(lián)委托青島盲校試辦國內首個盲人普通高中班,當時已擔任校長的曹正禮接過重任。到今年,青島盲校已面向全國共招收了20多屆盲生,其中有400多人考入長春大學、北京聯(lián)合大學、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院等高校深造,而創(chuàng)辦過程之艱辛只有他冷暖自知。
1960年,年僅16歲的江蘇南京人朱菊玲成為南京聾啞學校語文老師,為辦好特教事業(yè)奮斗終生,直到2021年8月突發(fā)血管瘤大出血去世?!度嗣癞媹蟆吩?981年用兩個整頁,刊登朱菊玲給學生進行語文教學的照片,作為當年我國國內外發(fā)行量最大的國家級畫刊,許多人正是通過《人民畫報》的報道,第一次了解聾人教育。?
1981 年第 10 期《人民畫報》以《殘而不廢的人們》為題,對中國殘疾人事業(yè)進行了專題報道。在“特殊教育”方面,主要 報道了朱菊玲老師的事跡。圖為南京市聾啞學校老師朱菊玲(右)在給學生上語文課。
隨著特殊教育的學科發(fā)展,學前特殊教育越來越 受到關注。由于學前特殊孩子的年齡較小,這也 對特教老師在教學方法、師生互動等方面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。(攝影 張和勇)
從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改革開放前,廣大特殊教育工作者既是特殊教育實踐者,也是特殊教育學孕育的奠基者、播種者。這一時期,在黨和國家的關懷下,特殊教育逐步納入國家教育體系中,開始了規(guī)?;?、制度化的特殊教育學校的基層實踐。但是,高校的特殊教育人才培養(yǎng)尚未開展。
改革開放后的輝煌建設
改革開放后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,被譽為我國特教事業(yè)發(fā)展的“黃金時代”。這期間,國家通過獨立建制的特殊教育師范學校,或在普通師范院校附設特殊教育師范部等途徑,快速開展人才培養(yǎng)。如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院(1982年)便是在此背景下創(chuàng)辦的,該校為中國特教事業(yè)輸送了大批師資力量。
此外,20世紀80年代初,作為全國唯一一對擁有特殊教育留學經(jīng)歷,且已潛心扎根基層特校近二十年的“北樸南銀”,一個依托北京師范大學創(chuàng)辦特殊教育系,一個立足上海市委創(chuàng)辦特殊教育師資培訓中心,兩人在高等特殊教育學科建設、師資培養(yǎng)等方面,都取得了奠基性的成就。隨后,華東師范大學、華中師范大學等高校也相繼設立特殊教育專業(yè)或特殊教育系,開啟我國高等特殊教育的學科建設和研究工作。
同時,老一輩優(yōu)秀的特殊教育實踐者,也在不斷開展特教新領域。如中國教育科學研究所特殊教育研究室陳云英等開展“隨班就讀”研究工作,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茅于燕、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校麥進昭等老專家開展對智障兒童教育的研究。
此外,1986年頒布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》以法律規(guī)范的形式明確規(guī)定,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為盲、聾啞和智障的兒童、少年舉辦特殊教育學校(班)。這在當時“窮國辦大教育”的窘迫時代,以法律的剛性形式奠定了特殊教育學發(fā)展的一個重要基礎和路徑。
20世紀90年代前后,一方面,盲人福利協(xié)會、聾啞人福利協(xié)會成立,特別是1988年中國殘疾人聯(lián)合會成立,以及其他相關學術團體組織,積極參與特殊教育活動。如盲童教育家徐白侖1988年始開展的“金鑰匙盲童教育計劃”的研究與實踐,有力促進了特殊教育發(fā)展。
另一方面,各地教育部門紛紛設立特殊教育管理、研究機構,并于1988年、1990年接連召開全國特殊教育工作會議,部署全國特殊教育工作。1992年《現(xiàn)代特殊教育》創(chuàng)刊,1994年《中國特殊教育》創(chuàng)刊,其后各種雜志和特殊教育研究分會的增多,進一步促進了特殊教育的經(jīng)驗交流和學術繁榮。
華夏出版社在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“特殊教育參考叢書”,包括《視覺障礙兒童的心理與教育》(沈家英、陳云英、彭霞光編著)、《弱智兒童的心理與教育》(銀春銘主編)、《肢體殘疾兒童的教育與訓練》(南登崑主編)等,對當時特殊教育學校教師的專業(yè)指導以及中國特殊教育的學術發(fā)展,都發(fā)揮了重要的作用。
總之,改革開放后的前20年,黨和國家的大力支持直接奠定和推動了特殊教育的學科建設與發(fā)展。
進入21世紀,從2007年黨的“十七大”首次提出“關心特殊教育”開始,到“十八大”提出“支持特殊教育”,再到“十九大”提出“辦好特殊教育”,特殊教育已成為每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重大決策的關注點?!鞍l(fā)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特殊教育學”這一提法也越來越得到學術界的認可和關注,如北京師范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教授肖非表示,“獨特的歷史、文化和國情決定了我國必須走自己的特殊教育發(fā)展道路?!?/p>
與此同時,隨著特殊教育專業(yè)研究者與專任教師日益增多,“融合教育”正在成為主流模式,且隨著學科的深入發(fā)展,康復科學、人工智能、認知神經(jīng)科學等現(xiàn)代技術深度參與特殊教育,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較前幾代學者,更具有多元思維和開闊視野,構成我國特殊教育研究隊伍的新生力量。?
今年 87 歲的甘柏林不僅是優(yōu)秀的音樂家,也在特殊教育領域做出了突出貢獻。1987 年,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,在甘柏林的大力倡導推動下,長春大學特 殊教育學院成立,作為我國重要的殘疾人高等教育學府,建校近 40 年來,為國家輸送了大量特殊教育工作者。(攝影 張和勇)
經(jīng)過幾代人的努力,到2021年,我國現(xiàn)有特殊教育學校2288所,特殊教育專任教師6.94萬人??梢哉f,在新中國特殊教育發(fā)展的歷史版圖上,正是國家的大力支持和幾代特教人用“不信春風喚不回”的執(zhí)著,才撐起了特殊孩子們的一片天。正如當了一輩子的特教老師朱菊玲所說:“我們對特殊學生的愛,代表著黨和人民對他們的無限期望和關懷,同時也是我們教師對祖國、對人民無限忠誠和熱愛的表現(xiàn)?!?/p>